景德镇之后，中国白酒申遗之路还远吗？

2026年7月25日，当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木槌在韩国釜山敲响，宣布“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这座数百年前已然闻名于世的千年瓷都，再次让世界为之瞩目。

这是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是中国第一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成功，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的十二年申遗路，由此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而在景德镇之外，另一场持续二十年的申遗长跑同样引人注目。

作为贯穿中国文明史的两大文化符号，瓷与酒曾共生千年，在从传统手工作坊到现代产业体系的完整演进中彼此成就，共同缔造了中国瓷酒文化的万千气象。

相较于景德镇瓷，中国酒的申遗之路起步更早。以茅台、泸州老窖、汾酒等为主联合申报的“中国白酒老作坊”，从2006年起已四次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这20年间，酿酒行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最初仅1处发展到15处，涵盖白酒12处、葡萄酒2处和啤酒1处，同时有34项白酒传统酿制技艺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形成了从物质遗产到活态技艺的完整保护体系。

制图@好酒地理局

但一个绕不开的事实是，目前全球已有约21个酒类项目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作为世界酒文化的重要一极，中国酒至今尚未在世界级别的遗产名录上获得一席之地。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

随着景德镇成功申遗，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以产业遗产类型登上世遗舞台的样本。那么，同样承载千年文明，并以活态传承至今的白酒行业，该从景德镇身上学到什么？

景德镇的千年样本

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单一手工业兴盛千年的城市，景德镇的城市发展史，本身也是一部陶瓷产业的演进史。

其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不仅串联起中国自汉唐以来的文明足迹，也让全世界最丰富、最完整的陶瓷文化遗存，都浓缩在这座千年古城。

但景德镇值得探寻的，又不仅仅是这些曾经的辉煌，还有它作为陶瓷技术传播和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如何在不同时期完成自我迭代。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陶瓷制作”主题雕像，展示了陶瓷艺术生产的制作过程。图源@视觉中国‍

在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史上，至少有过三次具有“产业革命”意义的技术革新迭代。北宋景德元年的“青白立镇”，便是奠定其江湖地位的第一次逆袭。

宋代以前，中国瓷业格局以“南青北白”为显著标志，南方的越窑青瓷与北方巩县窑、邢窑和定窑白瓷长期各守一方。彼时的景德镇尽管制瓷业已小有规模，但远非顶级窑口。

晚唐至五代时期，由于北方工匠南迁，景德镇凭借丰富的瓷石资源和便利水运，成为南方最早烧制白瓷的窑场之一，并开始在南北技法的兼容并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公元1004年，景德镇迎来命运的第一次垂青。由景德镇创新融合“南青北白”之长的青白瓷，因白中透青的温润釉色深得北宋真宗赏识，甚至将刚刚改换的年号“景德”赐予这座小城。

以此为起点，景德镇不仅成功实现了从民窑到官窑的跃升，还迅速崛起为北宋的新兴瓷业中心。及至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景德窑的税收已经远超越窑、钧窑、定窑等传统名窑。

宋代中晚期，随着海外贸易扩张，由景德镇首创的青白瓷逐渐向东南、岭南一带传播，进而形成一个以景德镇为中心、范围遍及全国的庞大青白瓷系，乃至占据宋元制瓷业的半壁江山。

不过，真正让景德镇从全国瓷业中心走向世界的，源于元代开启的第二次技术革新。

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除了为宫廷烧造瓷器外，这也是全国唯一的官窑监烧机构。彼时元朝横跨欧亚的帝国版图，让景德镇不再只面向中国市场，而是被纳入全球贸易网络中。

图源@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更大的变革发生在原料与工艺上。宋元之际，景德镇创造性地将瓷石与高岭土按比例混合，由此诞生的“二元配方”，大幅提升了瓷器的烧成温度，从而能够烧造出不见于前朝、且契合伊斯兰民族生活习俗的大型瓷器。

几乎同时，来自波斯的钴蓝料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被景德镇用于在白瓷上绘制蓝色纹饰。融合了汉文化、蒙元文化和波斯文化的青花瓷，最终在景德镇惊艳问世，并成为蜚声海外的中国瓷代表。

如果说，元青花的创烧为景德镇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那么明清时期青花瓷的大量外销，则真正将景德镇推向世界，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媒介。

历史学家罗伯特·芬雷曾提出一个观点，认为“第一次全球化来自16世纪的景德镇青花瓷”。

在从16至18世纪的200多年间，也就是明代中后期到清初，大约有3亿件景德镇瓷器被销往欧洲，深刻影响了当时欧洲王室和贵族们的生活方式。

这背后，是明清两代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方式的一次深刻重构。

▎镂空瓷绣墩（明代）——御窑厂遗址考古重大发现，大面积镂空烧造难度极大。图源@视觉中国

明洪武年间，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汇聚全国的能工巧匠，垄断最优良的原料，使得景德镇逐渐成为“天下窑器所聚”之地。后期随着御器厂烧制任务繁重，部分瓷器派给民窑烧造，“官搭民烧”应运而生。

这一模式的创新，意外打开了民窑发展的空间，形成了官窑引领审美标准、民窑承接更多订单的双轨并行局面，共同推动了景德镇瓷业产能与品质的跃升。

在此基础上，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等创新工艺相继在景德镇问世，并形成了七十二道工序的标准化分工体系。彼时的景德镇，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窑口作坊，而成为一个高度分工、专业协同的大型产业集群。

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有过一个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判断，即景德镇早在西方工业革命前已形成大规模手工业集群，堪称“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工业城市”。

亦正是这一次生产方式的关键迭代，把景德镇推向了“世界瓷都”的高度。其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及出口竞争力均在当时全球陶瓷生产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制瓷中心”。

▎瑶里古镇位于景德镇市浮梁县东边，历史可追溯到千年前的西汉。因曾制作瓷器的窑而得名，是景德镇陶瓷发祥地，称“瓷之源”。图源@视觉中国

随着大量外销瓷的出海，景德镇的“二元配方”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欧洲，直接推动了18世纪德国梅森瓷厂的诞生，从而改写欧洲陶瓷工业的历史进程。

而回望景德镇由宋至清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逆袭到成为全国瓷业中心，再到“世界瓷都”的跨越，其每一次跃升都伴随着融合与创新。

正是这种于开放中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景德镇在千年窑火的淬炼中完成了一个古老产业的完整演变，进而成为世界陶瓷史上不可或缺的核心坐标。

但将景德镇推向世界遗产舞台的，不仅仅是这份辉煌的过去。作为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成功的世遗项目，它究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怎样的申遗样本？

凭什么是景德镇？

景德镇的申遗之路始于2015年，彼时面对的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起点。

在此之前，全球已有1007项世界遗产，而以“瓷”为主题的项目尚属空白，这固然是一个机遇，但也意味着没有现成的路径可循，一切都得从头摸索。

此后十余年间，景德镇申遗项目历经三轮主题迭代，从最初的单一御窑遗址，扩展到系列窑址，并最终定格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实现了由“点”到“面”再到“全产业链”的科学跃升。

最终申报的项目范围覆盖1979公顷遗产区与5545.7公顷缓冲区，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蛟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核心板块共15处要素构成，完整留存了10至19世纪宋、元、明、清四代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实物遗存，串联起从瓷土开采、燃料供应、制瓷生产到水运外销的完整产业脉络。

▎围绕一个“瓷”字，景德镇通过不断的技艺革新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瓷业中心，又在跨越千年之后，依然熠熠生辉。图源@视觉中国

而这背后，是“举全省之力”的战略支持。

除了高规格成立省申遗专项工作组，会同国家文物局建立运行部省合作机制，制定实施《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规外，江西省还联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等顶级科研机构，对十余个遗址点进行系统性发掘，新发现近百处瓷业遗迹，为景德镇申遗增添了更丰富的实证支撑。

而由清华大学等十余所科研机构组成的顶尖专家智库，历经数十次修改打磨的70万字申遗文本，以及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的建成，共同构成了景德镇申遗的学术底座。

但这仍然不是景德镇申遗的全部。

作为一座千年瓷都，与瓷器有关的一切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肌理。对这里的每个人来说，瓷不仅是产业，更是根植于血脉的生活本身，景德镇申遗也因此成为一场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事。

可以说，景德镇申遗的每一步，都是在重新擦亮这座城市的瓷都底色。在一次次价值梳理、考古发现和全民参与中，那些曾深刻影响东西方瓷业进程的技艺传统和文化审美，在今天的窑火、匠人和街巷里弄中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而这也正是世遗保护的意义所在。

从2015到2026年，近十二年申遗之路，最终在韩国釜山迎来了木槌落定。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审议中，给出了四条入选理由：

● 它展示了人类价值观在技术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展现了10至19世纪制瓷技术和艺术的融合创新过程。

青白瓷融合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青花瓷、珐琅彩和粉彩瓷将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与中东钴料、欧洲彩料及外来文化元素相结合。青花瓷和粉彩瓷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其艺术风格被多个地区学习和借鉴；“二元配方”技术还对18世纪欧洲高温硬质瓷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启发。

● 它为一项延续至今的文明传统提供了独特见证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保存了10至19世纪连续不断的制瓷生产遗存，包括生产设施、产业格局、技术体系以及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遗存。5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手工制瓷产业传统的见证。

▎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元明清官窑瓷器碎片。图源@视觉中国

● 它是技术整体与产业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了人类历史上的某些重要阶段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无论是“二元配方”、青花瓷和粉彩瓷装饰技艺的创新，还是葫芦窑、蛋形窑等窑炉技术的发展，都推动了瓷器器型和装饰风格的丰富演变。同时，大尺度产业空间格局、全产业链精细化分工以及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模式，使景德镇在手工业时代实现了高质量、高效率和大规模生产，成为全球瓷器技术、艺术及产业组织创新的杰出范例。

● 它与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和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作为17至18世纪全球贸易的重要商品，景德镇瓷器成为欧洲“中国风”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承载的东方文化元素广泛影响了欧洲的图案设计、绘画、家具和建筑装饰等领域。

归根结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的，不只是一段辉煌的历史，而是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如何跨越千年、持续运转并深刻影响了世界。

随着景德镇成功申遗，补齐了世遗史上“瓷”主题的空白，也标志着瓷器、丝绸与茶叶作为中国古代对外商贸三大文化载体在世遗领域完整呈现。

但在另一个维度，仍有一块缺失的拼图。

2025年10月，工信部首次将酿酒与丝绸、茶叶、瓷器并列为“历史经典产业”。这意味着在中国的产业叙事中，酿酒与丝绸、茶叶、瓷器一样，承载着上千年的技艺传承与文化积淀。

而在世界遗产的舞台上，中国酒至今仍未获得一席之地。随着丝绸、茶叶、瓷器先后完成会师，中国酒该如何补齐这缺失的一角？

白酒申遗的“最后一公里”

中国酒的申遗之路，起步并不晚。

2006年，国家文物局首次将“中国白酒酿造古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泸州老窖、水井坊、剑南春、刘伶醉、李渡等五处酿酒遗址一同入选。这是中国白酒第一次以“文化遗产”的身份进入国家视野。

此后的近二十年里，这份名单几经调整，但白酒始终在场。

制图@好酒地理局

2012年，国家文物局对预备名单进行更新，“中国白酒酿造古遗址”更名为“中国白酒老作坊”，联合申遗的作坊及遗址范围扩大到8处，并以四川省作为牵头省份。

2019年，预备名单再次更新，“中国白酒老作坊”继续在列，表明白酒申遗的价值得到持续认可。

随后在2023年，泸州老窖、李渡、茅台、五粮液、古井贡、汾酒和洋河联合发言，宣布共同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出征”。由于这七家企业均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工业遗产”双重标签，且酿酒老作坊平均窖龄超700年，被行业称为“中国白酒七子”。

随着七子联合的白酒申遗格局初步成型，白酒行业开始有了统一的申遗声音。

2024年底，国家文物局更新批复世遗预备名单，“中国白酒老作坊”再度入列。这意味着白酒申遗在经历近二十年的长跑后，已进入预备名单常态化在列阶段，距离最后登榜只差“最后一公里”。

然而，如何突破这“最后一公里”，恰恰是白酒行业面临的真正考验。

能够持续二十年进入预备名单，毫无疑问验证了白酒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分量。在这二十年间，白酒行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增加到12处，同时有34项白酒传统酿制技艺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制图@好酒地理局

有形的老作坊遗址与代代相传的酿造技艺，共同构成了白酒申遗的稳固根基。但最终登上世遗舞台，还需要跨越至少三道门槛。

一是高标准完成申遗流程的系统建构。回顾世遗历年成功案例，一项遗产从进入预备名单到最终入选，往往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持续准备。

首先是对遗产资源进行系统调查与考古研究，确保其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开展跨国和跨文化的对比分析，在国际语境下揭示其突出的普遍价值，以证明它属于全人类。

价值论证之外，还需要建立起可靠的保护管理体系，包括制定专项法规、划定保护范围、落实管理规划，确保遗产免受发展建设、旅游压力或自然灾害的威胁。

所有准备就绪后，还要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专业机构的现场考察和严格评估。最终，申报项目会提交至世界遗产委员会，由成员国代表共同审议决定。

景德镇走完这套流程用了将近十二年。白酒虽然在预备名单中积累了二十年，但真正以“中国白酒老作坊”的整体面貌去面对这套流程，需要的不只是耐心，还要专业的申遗团队、系统的价值论证和持续的政府投入。

图源@AI生成

除此之外，白酒行业还需要面对第二道门槛，即如何突破申遗评审的“优先级”制约。

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的诞生，本身就源于一场“拯救”。1954年，因埃及阿斯旺高坝建设会对阿布辛贝神庙等遗址造成毁灭性打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历史上首次全球文化遗产救援行动。正是这次行动，直接推动了世界遗产申请与保护体系的建立。

这也导致了世遗评审更倾向于保护那些濒危的自然与文化遗产。而产业规模高达数千亿，申报主体多为百亿乃至千亿级酒企的白酒申遗，在保护紧迫性上天然处于劣势。

这也构成了白酒申遗的一个特殊难题。

但放眼全球，产业繁荣并未成为申遗的阻碍。正如法国香槟产区，其年产值超过50亿欧元，香槟酒行销全球，却依然以“文化景观”身份列入世遗名录。勃艮第的葡萄园，被视为全球最昂贵的农田之一，其风土气候同样获得了世界遗产的认可。

▎勃艮第（Burgundy）产区位于法国东部，是历史悠久、世界驰名的葡萄酒产地。图源@视觉中国

日本清酒酿造，产业规模与市场影响力同样可观。2024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着力强调的则是它与乡土社会、节庆祭祀的精神关联。

景德镇手工瓷业更是这一逻辑的生动样本，其千年窑火的生生不息，恰恰是因为它始终与时代同频的产业创新活力。

白酒申遗，同样无需回避自身的产业体量，关键是找到具有独特辨识度的申遗路径。试想一下，倘若白酒真的站上了世界遗产的舞台，我们将如何向全世界讲述这杯酒的故事？

这也引出了白酒申遗的第三道门槛，也是最根本的，即如何证明白酒属于全人类。

作为中国独有的固态发酵蒸馏酒，白酒特殊的复杂工艺，既塑造了其独特风味与行业壁垒，也让白酒长期独立于世界其他酒类话语体系之外。

中国足够广阔的市场，使得白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需向外寻求认同，也因此在面向世界时，缺少了一套被广泛理解的表达语言。

但《世界遗产名录》的选择标准，恰恰是基于一套跨越国界的价值判断。那些被列入名录的遗产，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哪种文化，都必须向全世界展示，为什么它值得被全人类共同守护。

这决定了白酒申遗的关键，是白酒行业必须跳出自身的文化语境，站在国际视角下去追问：作为独属于中国的酿造智慧，这份独特性对全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不妨先从白酒的来路说起。

与景德镇一样，白酒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产物。

酿造白酒的主要原料是高粱，而高粱的故乡是在遥远的非洲大陆。蒸馏酒工艺，一般认为源于阿拉伯地区，在元代传入中国后，使得烧酒发轫，白酒由此诞生。

图源@泸州老窖

正如景德镇融合“南青北白”之长，创烧出了得名立镇的青白瓷。之后又在吸收波斯、蒙元等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青花瓷，从而完成“世界瓷都”的跃升。白酒的崛起，同样是多元文化碰撞的产物，并深度参与了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得益于元代打破疆界的文化熔炉效应，中国延续千年的制瓷和酿酒工艺，此时都迎来前所未有的突破，并携手在亚欧大陆掀起一场文明碰撞的流动盛宴。

酒器这一瓷酒共生的结合，正是这场盛宴的直观见证。

由于元代出现了不需要加热的蒸馏酒，更便于抓握的高足杯、玉壶春瓶，以及容积较小、适合盛装高度数蒸馏酒的执壶，全面取代了宋朝的注碗组合，成为新的酒器风尚。

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作为元青花瓷收藏数量世界排名第三的博物馆，馆藏元青花尤以高足杯最多，该器型因利于骑马饮酒，又被称为“马上杯”。其中有一罕见的诗文高足杯，内有题诗“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反映了当时人们饮酒豪放的生活习性。

▎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窖藏之手釉里红堆塑螭纹高足转杯 图源@视觉中国

玉壶春瓶作为“瓶中三宝”之一，也因元代饮酒盛行而烧制数量大增，青花、釉里红、影青、青釉都有广泛应用，还出现了许多金、银制成的玉壶春瓶。

执壶也是元代常见的酒器样式，这种造型吸收了西亚地区长柄执壶和蒙藏地区铜质酒壶的风格特点，又保留了玉壶春瓶的线条美感，是不同酒文明在器物层面交流的投射。

可以说，元代景德镇瓷业的飞跃，离不开酒文化的推波助澜。而瓷器的审美表达，又反过来塑造了酒的品饮方式和文化想象。

也正因为元代的文化和技艺大融合，明清时期其他窑口逐渐因技艺失传而衰落之际，景德镇却扶摇直上，成为集天下之大成的世界瓷业中心，乃至缔造了长达600多年的御窑史。

而在元代基础上，明清中国酒也迎来黄金时代。现代意义上的白酒、黄酒、果露酒几乎都在这一时期完成定型，白酒还逐步取代黄酒成为中国酒的主流。

如今作为白酒申遗主体的“中国白酒老作坊”，大多都涌现或繁盛于明清两代，为百年后的名酒格局埋下伏笔。

事实上，白酒的历史远不及黄酒悠久，但它最终取代后者成为中国第一大酒种。这背后的深层逻辑，正是通过接纳远方的物种和技术，结合中国本土的酒曲智慧，并在独特的窖池容器中，完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融合与创造。

如今，以高粱为主要原料酿造的中国白酒，已成为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在全球品牌价值排名前十的烈酒中，有六个出自中国白酒。

摄影@好酒地理局

这是属于中国白酒的荣耀，也是东西方文明融合为世界酒业版图贡献的一份独特样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酒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而这份样本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无法复制，不是因为工艺更复杂，而是因为它始终“活着”。

作为世界蒸馏酒中唯一以固态发酵、固态蒸馏为主体，并依赖多菌种开放式自然发酵的酒种，白酒从诞生起就是一部不间断的酿造史诗。

倘若有一天，白酒真的站在了世界遗产的舞台，世界将看到的，不只是物种与技术的跨区域交流，更是文化交融沉淀后，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的独一无二的微生物发酵体系。

这是白酒区别于全球其他蒸馏酒的根本所在，也是它区别于所有酒类遗产的最独特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