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伦/孙智彬/陈剑/潘海涛/徐钦祥：共话濉溪酿酒遗址之重要价值

5月18日，“千年酒韵 大国兼香”濉溪酿酒遗址展示馆开馆暨酒文化交流研讨会在淮北举办。

圆桌对话环节，山西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授高大伦，四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智彬，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陈剑，安徽省文旅厅考古处处长潘海涛以及口子酒业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徐钦祥一起，围绕濉溪酿酒遗址的价值独特性进行了深入探讨。

|山西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授高大伦

高大伦已经是第三次来到濉溪酿酒遗址，他表示，首先这里无疑是全国最大的酿酒遗址，勘探面积达37万平方米，和故宫差不多大，濉溪酿酒遗址的发掘刷新了很多已发掘的酿酒遗址的规模和完备性；其次，濉溪酿酒遗址的考古成果尊重白酒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明代以前就有蒸馏酒；再次是濉溪酿酒遗址传承有序、清清楚楚，而其他很多酒坊的传承过程还需要更多研究；最后是这里的地理位置相当特殊，当时这里酿的酒已经行销四方。

此外，高大伦还表示，濉溪酿酒遗址是遗址发现之后建成展示馆最快的，可见当地政府和酒企对酒文化的重视。

|四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智彬

孙智彬归纳了中国酿酒遗址考古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解放以后的60年代开始，一直到90年代，期间关注的点有三个，包括出土的酒器、酒具以及酒体的检测分析，酒体检测主要是确定液体中是否含有酒的成分。

第二阶段从90年代末到2015年左右，该阶段把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运用到酿酒遗址的发掘研究当中，主要遵循二元证据，即考古发掘的结果和古代文献相互对照、相互对应，当时的科技检测是浅尝辄止。

第三阶段从2015年左右至今，体现为酿酒遗址考古发掘的规范化，对酿酒遗址认定的标准化，还有科技检测的全面化和系统化，当前就属于这一阶段，酿酒遗址考古的理论和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孙智彬表示，濉溪酿酒遗址在第三阶段具有代表性和领先性。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陈剑

陈剑则表示，借着濉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开馆的机会来到濉溪，让他想起了三个联系：

首先，1999年，水井坊考古遗址发掘，并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同年入选的还有淮北濉溪的柳孜运河遗址；2001年，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水井坊遗址与柳孜运河遗址同时入选；目前，水井坊遗址和濉溪酿酒遗址，都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他说，“这是我与淮北濉溪、与口子窖的多年‘神交’，也是川酒与徽酒的联结。”

在他看来，无论从规模还是工艺流程的完备性而言，濉溪酿酒遗址都是中国酿酒遗址的杰出代表，其属于中国传统工业遗产的范畴，但又具备文化属性，且直接关联大运河世界遗产。

目前口子窖传统酿酒技艺，已被列入安徽省非遗，陈剑也期望它能尽快列入国家非遗。

|安徽省文旅厅考古处处长潘海涛

这个遗址从发现到发掘到展示，潘海涛都有参与，他表示，淮北历来是人口密集区，酒风盛行，历史名人、文人骚客都留下了很多关于酒的佳话，而考古也证明，至少一千年前，这里的酿酒业已经达到一定盛况，且经久不衰、传承有序，所以如此大规模酿酒遗址的发现是必然的。

他还表示，此次濉溪酿酒遗址展示馆的开馆，多方合作，多方联动，一方面可以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一方面又可以推动企业文化更久远、更有高度。

|口子酒业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徐钦祥

圆桌对话的最后环节，徐钦祥表示，口子酒业还将继续完善濉溪酿酒遗址展示馆的建设。在他看来，遗址的发掘，让濉溪千年酿酒文化找到了魂，让口子大国兼香找到了根。

“一千年前，这里的古人就埋下了根。坚守匠心、传承创新，让口子窖兼香在新时代焕发更璀璨的光芒。”徐钦祥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