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企划·改革40年酒业人物志④：山里人倪永培

1978年，倪永培26岁，进佛子岭酒厂8年，已经是酿酒车间主任。

这一年，39的季克良到茅台酒厂刚满15年，从投料、蒸煮、制曲到堆积发酵，每一个环节都熟悉的季克良已是茅台的副厂长了；这一年，小倪永培4岁的袁仁国刚刚在茅台上班3年，还只是办公室的秘书。

32岁的王国春还在四川珙县铁厂任职生技科科长，一直到1985年1月，才任职四川宜宾五粮液酒厂厂长，正式进入酒行业。

这一年，后来相继成为古井贡、口子窖董事长的梁金辉和徐进，年纪分别是14岁和13岁，还在疯跑着嬉闹和上学。

从进入酒行业的时间视角来看，倪永培同季克良、王国春一样，处于“创业的一代”，而至今，这位已经66岁的企业家从踏进酒厂算起已经48年，也有了30多年的当家人经历——而这种经历和阅历，放到整个白酒行业来看，也堪称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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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70年

如果把1978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其实，整个白酒行业依旧在岗的企业家中，已经很少有人在这之前就已经踏入这个行业。

记得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说过这样的话：在酒行业，论资历，除了季克良之外，倪永培无人能及。

倪永培1952年出生在安徽霍山，这一年霍山的佛子岭水库开始破土动工。

佛子岭水库，位于淮河支流淠河东源上游，坝址在安徽省霍山县城西南17公里处，漫水河、黄尾河径流入库——这是建国初期中国自行设计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连拱坝水库，以至于其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也成为新中国的骄傲，成为时代的印记，佛子岭香烟、佛子岭钢笔等与“佛子岭”相关的物品脱颖而出。

始建于1955年的佛子岭酒厂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距离水库两公里不到。

倪永培和佛子岭的故事，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那是1970年”，倪永培清晰记得他进入酒厂的时间，这也是他梦想开始萌芽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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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的厂长

大约在1958年前后，霍山酿酒厂改为国营佛子岭酒厂（今迎驾贡酒公司前身），其他槽坊渐渐停产。

那时酿酒原料用的是金钢刺根和山芋干。酿出的酒，闻着冲鼻，喝着苦辣。市场统一销售价八角钱，因此，人们形象地称其为“八毛冲子”。

到了1978年，改革的大潮开始在全国推进，宁静的霍山，偏僻的小镇，大山里的人们似乎并没有感觉到太多太大的变化。

因为，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在改革开放之前是第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当时称呼霍山这个地方有“四无”即一无区位优势、二无丰富矿产资源、三无大中城市辐射、四无国有大中型企业支撑。1986年，还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

这个小县城的工业经济的确是一片空白，《安徽日报》曾刊登文章称，到1978年霍山全县工业总产值仅有3001万元、上交税金不足100万元、从业人员只有2257人。

倪永培就是这2257个人中的一员，这个时候的倪永培已经是酿酒车间的班长了，因为爷爷就是酿酒师傅，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得倪永培对酒有了一种天然的痴迷。

“那个时候，多数人来酒厂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多挣点钱，而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这个选择也是我这一生的快乐。”倪永培的回忆，充满了温馨和满足，其实，他在不经意间也会明白，其实，每个人不同的路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喜欢。

而早期的时候，倪永培的这份喜欢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爱好，因为他最初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酒厂里最好的酿酒师傅”，只不过，后来，伴随着经历和阅历的增长，以及后来3年的政府工作经历，让他有了更高的目标和更沉的责任。

从车间班长、车间主任、厂部生产调度员，倪永培一路走到了副厂长的位置。这时，他32岁，也是最年轻的副厂长。然而，那个时候的酒厂还只是一个县办小酒厂，“设备落后，一年的销量也就几吨”。

不过，也正是因为简单，彼时的倪永培几乎干遍了酒厂的每一个岗位，当了副厂长之后，梦想更大的倪永培就想带着大家“走出这个山沟沟”。

资金紧张、交通不便，这些现实难题摆在倪永培面前，没有钱，他就带着大家就地取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倪永培愣是东拼西凑出了一台自动化搅拌机，不但提高了窖池封口质量，而且再也不用工人们三班倒了。

据说，后来有一次在和几个物流行业的老总吃饭，倪永培又回忆起那个“青葱岁月”，“山路运酒不好走，拉酒的板车我们就按上了一个自制的方向盘，效果还真不错。”想起那段时光，倪永培哈哈大笑。

当了两年的副厂长后，1986年，倪永培被大家推选为厂长。此时的迎驾厂厂区面积62900平方米，职工116人，固定资产205.7万元，产品达10多个品种。然而，这个时候的佛子岭依旧还是个县级小酒厂。

1988年，安徽沙河酒厂推出20元左右的盒装“沙河特曲”，其它酒企随即效仿，并因此迅速扩大了品牌影响力，“古井贡”、“双轮池”、“沙河王”、“老明光”成为当时几个较有影响力的品牌。其中，古井贡将玻璃瓶包装变成瓷瓶包装，价格达到38元/瓶。

在倪永培的主导下，酒厂陆续上了第一条先进的蒸馏系统上线，第一条瓶装酒生产线投产，迎驾第一句广告语“买得起，喝得惯”诞生。很快，酒厂的生产量上来了，经济效益也开始好转，3年后成了全县的标兵。此后，能干的倪永培也被组织安排去任职霍山县经委主任，兼任酿酒食品总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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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子岭到迎驾贡

1992年，霍山县人民政府将霍山县佛子岭酒厂与另一家地方国营企业霍山县食品厂联合，组建“霍山县酿酒食品总厂”。

1994年的一天，倪永培正在县经委忙碌着，此时的他已经离开酒厂3年了。

彼时的“霍山县酿酒食品总厂”对他来说，熟悉也陌生。

这一年，霍山县政府决定恢复霍山县佛子岭酒厂，以破除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为契机，开启企业经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因为新组建的“霍山县酿酒食品总厂”2年来的效益都是亏损。

彼时，作为“汾老大”的山西汾酒刚刚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白酒“第一股”，而在省内，古井贡酒在充沛现金流的支撑下，集团业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通过并购以及自办公司形式，拓展出啤酒、葡萄酒等产品，还涉足酒店、房地产、医药、金融等多个行业。并在2年后，成功上市。

这时候的佛子岭酒厂还徘徊在生死边缘。

“3年内让国企脱困，5年内再次成为利税大户。”倪永培主动请缨再次回到酒厂，并立下了“军令状”。

上任之后，倪永培也烧出了“三把火”。一是推行岗位及系数工资，“多劳多得，同工同酬”；二是全员聘用，一级聘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三是完善承包责任制，分级管理，扩大科室、车间的自主权。

倪永培对酒厂做的最大的“手术”还是从质量层面入手，解决产品的本质问题，“做就要做最好的，当时最好的酒就是五粮液，我们就去学习五粮液。”倪永培说。

由于霍山的自然环境与四川有所差异，工艺也要做相应调整，比如入窖水分、入窖酸度等。根据当地条件，经过长期摸索，最终确定为“两高一低一大”，即入窖时淀粉高、酸度高、水分大、温度低，这套工艺正是形成迎驾贡酒“绵、甜、醇、净”口感特征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倪永培也意识到“佛子岭酒”这个“牌子”太小，“得改个名”。这个时候，厂里的很多老职工不乐意了，在他们看来，这个佛子岭的品牌就是一个“金字招牌”，为啥要换？甚至有人议论，倪永培这是在“瞎折腾”。彼时的他们，又那里会看到5年、10年或者更长远的未来？

一天下班后，倪永培走在酒厂边的山路上，看着这里的迎驾厂、晾甲滩、小南岳、复览山、睡美人、留驾园等与汉武帝南巡有关的地名，它们如同一部鲜活的历史，讲述着武帝当年御驾南巡的往事。

一段历史记载是，在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南巡至时称衡山国的霍山，官民到城西槽坊村附近的水陆码头迎接圣驾。

“就叫‘迎驾’！”

“最轰动的还是四星级迎驾贡酒在合肥市场的一炮走红,当时倪总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投入巨资来推这个新产品的。”当时还是迎驾商贸公司经理，负责销售的朱红霞回想起那段时光，依旧是感慨万千。

当时为了开发档次较高的星级系列迎驾贡酒，倪永培特地选择了深圳的一家著名的设计公司，“这个投入当时差不多是100万，如果做不成功企业很可能就会倒闭。”朱红霞说，“倪总还是靠着独到的战略眼光，力排众议，结果是当时定价60多元的四星迎驾贡酒在合肥一上市，立即引起了市场轰动，市场局面迅速打开，来厂里拉货的司机也都是争前恐后的。”

合肥一战成名后，“迎驾贡酒”的销量始终处于白酒市场前三名。至今，同古井贡酒、口子窖与金种子酒一起，成为徽酒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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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

到1998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悄然走过了20年。

2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不过，1997年的那场金融危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全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在90年年代后期，部分国有中小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下决心寻找出路。改制，成为当时地方国有中小企业扭转生存状况的战略选择。

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霍山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山口经济”理论，并开始实施“工业富县”战略，先后制定了发展工业的相关政策与措施，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各个方面，对企业进行大力扶持，还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以厂长经理负责制等形式加强企业管理，要求企业实行多种经营，以增强企业抗风险的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6年，迎驾组建了“皖西迎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一年后，在倪永培的统筹下，以酒厂为核心，以资产为纽带，对外吸收社会法人资本金，对内动员职工参股，改“国有性质”为“股份企业”，依法建立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决策管理层，建立“安徽迎驾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样的改革也发生在安徽淮北，1997 年以前，安徽有淮北、濉溪两个口子酒厂，两家因为商标归属的问题打了多年官司。1997 年，在淮北市政府的主导下，两家口子酒厂合并，成立安徽口子集团公司，结束了两家酒厂多年的纷争。同年，徐进从政府机关被调任到口子集团，主管集团的营销工作。

此后，由迎驾贡、口子窖为代表的徽酒新力量开始逐渐替代已经落寞的老明光、沙河王、高炉家等。

在迎驾，倪永培的改革也一直没有停歇，在六安市率先成立了规范的股份制公司，后又力推了劳动用工改革、工资制度改革、销售模式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和“双退”改革等。

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到1999年，企业销售收入达到了3.2亿元，位居全省酿酒行业前列。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倪永培为迎驾确立了“以酒为主，发展相关产业”的思路，企业发展后，面对各种诱惑，倪永培清醒地选择了生态酿酒之路，他说：”我还是搞实业，搞酿酒。”

在2005年，集团总资产达6.65亿元，是1997年的11倍，年销售收入达4.69亿元，是1997年的4.5倍，创税9406万元，是1997年的10倍。

如今，迎驾集团的投资地点分布在霍山、六安、合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不再局限于大别山区，而是搏击全国市场。

而在日常的企业管理中，倪永培也逐渐用完善的制度和成形的标准来改变企业，“制度、标准、流程、卡片、表单、计划、预算、考核，是我在推进迎驾集团工作开展中所感悟到的管理要诀。” 在这16个字里，倪永培最看重标准的建立。他说“建立制度的同时，更要树立标准，标准的建立，过去经常被人忽视。”

在迎驾企业内部，卡片和表单就是一个很常见也很有时效的工具。

“实施的具体办法就是卡片和表单，将企业的日常管理，用卡片和表单来细化，确保每一个工人和管理层，都知道需要做什么、该做什么，而这一切，就需要有计划，有了计划后，要制定预算，最后就是考核。”用这16个字，倪永培把企业理念融入到管理中，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做企业就是要有务实的干劲，循序渐进地发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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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人

倪永培一直说自己是“大山里走出的孩子”，

所以，他的骨子里就是一个“山里人”。

“当年为了全国的胜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今天，为企业进一步做强做大，我们必须挺进北京、挺进上海、挺进全国市场”。

山里人的特点是什么，朴实、诚信，也执着坚持，透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和狠劲。比如他对产品品质的坚守，对生态酿酒的坚持，对慈善事业的坚定，都深深地烙下了他“山里人”的印痕。

有人曾问倪永培，在大别山这个小镇里，他是如何一步步把迎驾做大的。倪永培风趣地说，“因为这里是大别山，大大有别于其他的山。大别山的酒和大别山的人，当然也大大有别于其他。”

其实，作为山里人的倪永培有着最朴素的企业家性格，就像他对待市场开发的态度一样，“生根开花，不打游击”。

对任何一个“战场”，迎驾的态度都是采取“打得下，坐得住，守得稳”的战略思想，并独创了一套“迎驾模式”：对于新开发市场，根据二级商不同的渠道资源和能力，采用多品牌、多价位、多产品方式直接向所在区域二级商供货。

“记得1978年我在当车间主任时，和老师傅们精心酿造出第一缸曲酒，当时一品，酒香浓郁而醇和，要知道在这之前，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县办小酒厂产的都是瓜干酒啊!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也是这件事，让倪永培明白了一件事——只要肯干就能成功!

也难怪，倪永培常说，“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有一种能吃苦、不服输的性格，我们现在立志办一个大企业，只要齐心协力，我想也一定会成功。”

也正是他的这种山里人的“大别山精神”，让昔日的佛子岭酒厂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酒业集团，并在2015年成功上市；形成了生态产区、生态剐水、生态酿艺、生态循环、生态洞藏的全生态酿造体系，与此同时，迎驾贡酒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华老字号”和“中国最美酒乡”等殊荣。

在酿酒界，作为“山里人”的倪永培，还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就是“生态酿酒”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废水循环中心是迎驾生态酿酒的最后一道关口，其处理水平为业界领先。为了验证酿酒排出的水达到甚至高于国家标准，他特地让人买了红鲤鱼放到废水池里，还在池子里面种上荷花，倪永培最经典的一句话是，“大自然是最好的酿酒师”。

他也常说，“我们很幸运，大自然给了我们酿造生态美酒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那么，我们更应该呵护我们的环境，和大自然和谐共处。

2011年，倪永培被授予“中国酿酒大师”荣誉称号。

48年的从业经历、30多年的当家人身份，让倪永培有足够的资历、能力和阅历来审视和预判这个行业，去掌舵迎驾这艘酒业的大航母。

中国酿酒大师倪永培为迎驾树立的产品性格就是“生态好酒”。

倪永培常说的一句话是“大自然是最好的酿酒师”，这句话也成为迎驾贡酒最好的广告语，酒的酿造七分天成，三分人力，没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没有霍山这里浑然天成的小气候，哪里来的迎驾贡美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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